研究中國「文革」歷史、共產黨黨史的學者與研究生、兩岸三地圖書館、歷史系所學生及研究人員
文壇金棍子，政壇戈培爾。
為文革批判定下基調。
文化大革命不光揪走資派，文化大革命目的是要挖掉修正主義根子，一方面要把敵人，走資派、叛徒、特務打倒，一方面要改造主觀世界，提高自己的覺悟。
──姚文元
史料揭示真相，歷史昭示真理！
文革史研究的里程碑，第一手文革史料。
首次全面、系統出版，還原「文化大革命」的歷史原貌！
下午二時，政治局緊急開會，人民（天安門）廣場上發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動事件，打了解放軍燒了汽車，打了民警，打了革命群眾……。一批人在紀念碑進行反革命煽動，號召成立反革命組織，以「悼念」總理為名，猖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，指向中央，提出要鄧小平上臺！
──姚文元有關天安門事件的日記（1976.4.5，節錄）
本書分爲上下兩冊，時間跨度爲1965-1976年，合計三十五萬多字。內容包括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文藝評論、座談會講話、大會發言、內部指示等。通過一手史料全面深入展示了姚文元協助發動、全力推進文革的歷史過程。
「文革」風雲叢書‧總序
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。史學家傅斯年認為：「史學即是史料學。」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，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、輯佚、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。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，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。
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：「浩瀚的史料，其實很簡單，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，第一，你得下工夫，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，都差不多。……別的學問我不敢說，你說你搞哲學，你劃著船轉悠轉悠，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。搞歷史的不行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，是看出來的，你得看材料，看不到就不知道，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？道理可以想出來，史實想不出來的，史實是看出來的。」從材料入手，強調實證，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。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，他說：「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，不看就是蒙自己，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，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，我必定把它找來看，就是人家都寫了，你都不敢信，你都要找原件看看，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，不可能做到有多好。」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，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、竭澤而漁；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，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
瑞典隆德大學「文革」史專家沈邁克（MichaelSchoenhals）談治學體會時，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，他介紹了「文革」研究的心得與經驗：「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、深入什麼課題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『一張白紙』，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。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，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，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（中國的也好，外國的也好）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，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。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：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。」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，就是研究資料中的「大事記」或「年譜」。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。
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，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。他說：「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。因此，所謂『輯佚』，就是對遺失的生命（文字的生命，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）的一種尋找與啟動，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；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、目錄、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，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，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、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」，「無不包含著極其豐…
